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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、图/尚昌平
责编/王艳玲

唐代是中国文化艺术发展史上的繁荣时期,在绘画艺术领域里涌现出了为数众多的画师,其中,阎立本、尉迟乙僧、吴道子称得起唐代画坛上最具代表性和影响的三位人物。阎立本与吴道子的绘画作品保留着六朝绘画的传统,可以称作“中原画派”尉迟乙僧的绘画作品,广义上代表着当时西域的画风,因其绘画艺术源于古代于阗画风,因此,可称之为“于阗画派”。

毗沙门天王像壁画
唐代,泥质,长58.0 厘米,宽43.0 厘米
壁画人物正面而立,头戴珠髻花冠,缯巾后垂,颈有项圈,耳佩珰。领口和胸襟上有绿白相间的卷草纹边饰。弯眉,直鼻,眼睛细长。有头光和身光,头光三圈分别为孔雀绿、赭色和白色。

一千多年前,昆仑山下的达玛沟绿洲不仅是一处佛教胜地,也是于阗画派的发祥地,这里曾经是唐代画坛“三杰”之一尉迟乙僧的故乡。如果达玛沟不被千年风沙沦没,坐在托普鲁克墩佛寺旁的草甸上欣赏壁画,那完全是两种不同的感受。

2000年3月,当地牧羊人进沙漠捡拾柴禾,在策勒县达玛沟乡南部托普鲁克墩挖红柳根柴时发现了佛像,从而揭开了达玛沟南部区域佛教遗址考古发掘的序幕。2002年至2010年间,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当地陆续发掘出了1号遗址(佛塔)、2号遗址(佛殿)和3号遗址(僧院)。

于阗画派题材主要以佛教内容为主,兼顾地域风情。壁画中的《建国传说》《鼠壤坟传说》,均为于阗国传说故事,为别处所无。

千手千眼观音像壁画
唐代,泥质,长65.0厘米,宽54.0厘米
观音面相慈祥,额间另有一眼,现仅存头、胸和部分手臂。秀眉,眼睛细长微微上挑,长耳垂肩,佩戴莲花耳环,肩臂丰满圆润,头戴花鬘冠,系宝缯。有两圈头光,内圈为孔雀绿、外用朱红晕染。整体色彩典雅,线条刚柔有致,充分体现了这一时期的于阗佛教绘画特征。

壁画起样线条多采用曲线,注重轮廓线与局部面线的结合,纤细线条与粗线条因所绘景物大小不同有所区别。较大的主体轮廓线以铁线描摹为主;细部以“盘丝”表现圆弧或是曲卷的物体,如佛的项光、盘结环绕的圆形饰物。尤其是描绘女性的发髻,用笔细腻,丝缕分明。

晕染法体现画面物体的凹凸效果,大致分为两种常见的方法,一为沿勾线内色彩由淡而浓,达到“堆起绢素”的效应;二是沿勾线内施以浓彩,逐渐过渡到淡彩,使中心部位受光部分凸出。在晕染色彩上常采用纯色,背景底色与画面多为对比色。之外,晕染方法还包括:线条间隔表现凹凸的效果,主色调的统一,冷暖色的对比,光线明暗效果等。托普鲁克墩佛寺壁画中较多为平涂色彩,晕染以浅淡色为常见,反映出晕染法早期的特点。

于阗画风受印度佛教绘画的影响,但最终被于阗本土绘画风格所融合,形成与众不同的于阗画派。当然,这并不意味托普鲁克墩佛寺壁画艺术代表尉迟乙僧的绘画艺术水平,但却是于阗画派的基本风格。

佛面部壁画
唐代,泥质,长16.0厘米,宽27.0厘米
佛面部壁画弯眉间有白毫,鼻梁高直,嘴唇丰满娇小,有孔雀绿和白色两圈头光。

托普鲁克墩佛寺壁画内容丰富,在整体上色彩的搭配统一和谐。如果将四壁画面连缀起作为一个整体来看,可以说,这幅长度为7.4米的彩绘壁画,是迄今少见的具有整体壁画风格的佛教画卷。

托普鲁克墩佛寺遗址坐北朝南,南北长2米,东西宽1.7米,建筑基址呈长方形。佛寺系木制框架结构,以隼卯衔合,四壁以木骨为架构,间有苇草,外敷草泥而成。墙壁上部残缺,现存高度1.38米,佛寺门位于南面墙壁的中央。寺内有一泥塑主尊佛像紧贴于北墙壁,结跏趺坐于覆莲台上,莲台下为须弥座,须弥座基座以上三层阶台,阶台正面可见彩绘石绿色卷草纹。从佛像残损部位观察,佛像躯体、肢干以木骨、苇草制成胎心,以草泥塑形,再经细部雕塑而成。主尊佛像表层施以细腻的黏性壤土,其上均匀涂抹一层白色矿物质颜料,再以土红色颜料通彩佛像。

主尊佛像背后泥壁上绘有背光、项光,背光外缘为贴塑彩绘茛苕叶纹,向内依次分圈彩绘,所绘图案有细联珠纹、莲瓣纹等,色彩主调明显,过渡色彩匀净。

主尊佛像背后的墙壁上有彩绘立佛两尊,分别在主尊佛像左右两侧,左侧立佛跣足立于莲蓬之上,绘有三重身光,双足之间绘有一编结两个发髻的地神。在主尊佛像背光与左侧立佛背光之间绘有千佛。右侧立佛身着袈裟,面相圆满,大耳长垂,高肉髻,胸前有白毫,即佛具“三十二相”“八十种妙好”之喻。

汉装行列供养人头像壁画
壁画中所绘供养人头像为中原汉人装束,头戴黑色幞头,身穿铁红底黑色团花图案圆领服饰。

托普鲁克墩佛寺东面墙壁的壁画上部已经残损,壁画布局以两尊立佛为主。北侧立佛的两侧各有一身菩萨。立佛下部为须弥座,跣足立于莲蓬垫上。立佛具身光,身着白色袈裟。北侧菩萨具三重项光,考古调查报告中对此身菩萨有一段文字表述十分详细:“菩萨面相清秀,身材苗条,细腰丰臀。发披于肩后,头戴花蔓冠,宝缯垂于胸前。裸上身,下身穿裙裤。颈下戴宝珠项圈,戴臂钏、手镯,背敷搭披巾,披巾一头向内绕左手臂两圈下垂,另一头向内绕右手臂一圈而下垂,再上搭于左手后下垂。手掌清瘦,指节纤巧,左手下垂搭披巾,托握一叵罗。右手上举胸前,似拈举一只莲花。菩萨身前和身后下侧空处点缀莲叶,身后空处绘两朵莲蕾。”这身菩萨像可能受6世纪末犍陀罗绘画艺术的影响,如菩萨头戴冠饰,上身不着衣,颈、背戴有饰品,一手持莲花,一手握叵罗或净瓶,这些在犍陀罗壁画中均有所见。但在壁画创作风格上并不尽同,包括画面的布局、色彩,对应的位置及关系都有所差异,这种倾向地域性的壁画风格或许也同时受到早期印度密教的影响。

东面墙壁立佛南侧菩萨面相饱满,额有白毫,眉弓微隆,细眉修长,眼神凝注,鼻梁挺直,唇线分明。菩萨身姿呈曲线型,收腰,微向南倾,头部稍转,朝向北侧立佛,呈动态状,其它装饰物与北侧菩萨近同。

半支迦鬼子母夫妇壁画(局部)
壁画中鬼子母,黑发披肩,发髻高束,头戴花鬘冠,身穿圆领铁红色长衣,蓝色披帛自冠顶而绕双臂迎风飞舞,飘于身光之外。身光为朱红和黑色,右手置于胸前托一小儿。

南侧立佛自手臂以上俱损毁,立佛身着土红色袈裟,左手外露,指间有缦网纹,跣足立于垫上,可见具六重背光。立佛的左侧绘有千佛,千佛身着土红色通肩袈裟,背光、项光均为桃形,项光上方绘有一莲花苞。千佛结跏趺坐于莲蓬之上。

托普鲁克墩佛寺西面墙壁壁画主要为两尊立佛像,其北侧立佛身着土红色通肩袈裟,惟肩部外罩帏帐样衣饰物,具背光三重及项光。

西面墙壁南侧立佛亦身着土红色袈裟,跣足立于莲蓬垫上,立佛具背光,左右似乎不对称,立佛右侧显见背光六重,立佛两边小坐佛头部稍侧偏,聚视中间的立佛。

托普鲁克墩佛寺南面墙壁东侧壁画中绘有一女性,可惜仅存下身。从残存的画面可以辨识身着白色短裙,外罩红色衣物,披巾分为两侧下垂,跣足立于方格纹足垫之上;具三重土红色背光,背光外圈有一道黑色光圈;左脚外似一白底黑斑马,细部漶漫不清。右脚外侧绘有小坐佛,目视东壁立佛。

我最初以为壁画中的女性系天女,即是欲界六天的天女,因为色界以上的诸天是无男女之相的。但根据壁画所表现的内容分析,托普鲁克墩佛寺南墙壁上的壁画并不是天女,而是鬼子母,即五百鬼子之母,最初为恶鬼,皈依佛教成为护法神,是佛寺作为护法神之一崇拜的。

佛像壁画
长46.7厘米,宽31.4厘米
佛像目视下方,表情庄重慈祥,额间有白毫,弯眉,深眼窝,鼻梁挺拔,手施禅定印,身披白色通肩袈裟,白色头光,赭色身光。

南面墙壁西侧壁画为一男性武士像,仅存腰以下部分,后发现上半身壁画残块,复原后可辨此像具背光及项光四重。武士头上戴冠,面相饱满;大耳,戴有耳环,颈部戴有项圈。左手上举,似握持一法器。武士像呈正面、双腿分立,穿白边黑色长靴,立于方格纹足垫之上。身着白色内衣,外穿圆领铠甲,身后立有雄性梅花鹿。

据玄奘《大唐西域记·建国传说》称,于阗国人为毗沙门天王之后嗣,并为于阗国佛教尊为护法神,佛寺南墙壁上的毗沙门天王与鬼子母同为佛寺的保护神,这在以往犍陀罗佛教壁画中尚未见到,所以,于阗国尊毗沙门天王和鬼子母为立国护法之神,与其它佛寺中的护法神有不同的含义。

根据托普鲁克墩佛寺南墙壁上的壁画图案,两身护法神之上为一身菩萨。清理佛寺时,于南面墙壁下发现一菩萨壁画残块:菩萨坐于细方格纹椭圆形垫子上,垫之上叠压一长方形绿色垫,绿色垫之上为一较大的莲蓬垫,莲蓬垫之上为长方形罽毯。罽毯红色,有黑色边框,菩萨跣足倚坐,双足落于莲蓬之上,坦露上身,右手抬于胸际,戴臂钏,下身着白色薄笼裙,腰系帛巾。菩萨身具背光,背光内有细菱格纹。在坐垫两侧,似蹲踞两头猛兽。

思维菩萨头像壁画
长16.5厘米,宽23.5厘米
壁画有头光和身光,头戴花鬘冠,缯巾后垂,额间有白毫,双目微闭,呈思维之状。

这件菩萨壁画残块,因南墙壁损毁未能复原,其原来位置应该在门内的正上方,形成一组少见的画像。根据画面分析,这身菩萨像表现的极有可能是弥勒菩萨。

鬼子母与毗沙门天王是对等的保护神。鬼子母在当时奉行大乘教的于阗国究竟具有何等地位,已经不太清楚了。但就这座佛寺而言,或许还有另一种意涵,那就是鬼子母作为护法神,建寺礼佛者很可能是一位女性,如果这不是纯然的臆测,来这座佛寺修行的人以女性居多,或许筑建这座佛寺的初衷就是为虔诚信佛的女性设立的。

托普鲁克墩佛寺内尚有若干壁画残块:其中的一件坐佛残块,绘有三身坐佛像;天花板千佛壁画残块,绘有上下排列、大小相近的三身千佛;壁画残块中引人注目的为一女性头像,其面相秀美,眉目细长,黑发曲卷,头戴金属冠,以簪子固定于发间。

轮王说法图壁画(局部)
身披袈裟的人物跪地,似乎在听佛说法。

从托普鲁克墩佛寺所绘壁画的内容来看,或认为表现的是佛学所指的“七佛”,即以毗婆尸佛、尸弃佛、毗舍婆佛为过去庄严劫之佛;拘留孙佛、俱那含牟尼佛、迦叶佛、释迦牟尼佛为现在贤界中之佛,合称“七佛”。但从佛寺壁画上绘制的立佛像分析,似乎与佛学上记载的七佛并不吻合。因此,佛寺表现为“七佛一菩萨”的说法很难成立。

从以往和田地区考古发掘中出土的佛和菩萨像观察,较多为“化佛”,表现为佛与菩萨以其通力化作人形示现,如观音菩萨示现三十三身。因而,佛寺中的“七佛一菩萨”或可视作“化佛”。

木版画,上方画一尊坐佛像,结跏趺坐于莲花座上,上绘有许多眼睛。

令人惋惜的是,佛寺主尊佛塑像头部已完全损毁,且难以修复,因而对主尊佛塑像有不同的猜测。据以往在和田地区发现的古佛寺遗址,尚无相同类型的佛像可作为比照、参考。从普鲁克墩佛寺遗址的结构和规模看,这原本是一座寺院的主体建筑,大约兴盛于7至9世纪,处于迄今为止该地区发现的佛教遗址最南端。同时出土的还有雕塑、壁画、木板画和擦擦等艺术珍品。其中壁画的数量尤其可观,虽多为残片,却绽放着于阗佛教绘画艺术的璀璨光芒,对了解和研究8世纪前后于阗佛教艺术有极其重要的意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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